长期以来，很多地方GDP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人均收入却没能实现同步增长，很多人把这种现象比喻为只长骨头不长肉。而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改变已经开始，“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两个同步”的目标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是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居民收入的提高放到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北京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提高了居民收入增长目标，一降一升两者同步在8%。广西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增长10%的目标，江西城乡人均纯收入计划增长11%左右，而陕西提出了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群众1：企业的利润在增加，效益在增加，我们工人的工资能不能也跟着增加呢？
群众2：国家已经连续六年给企业退休职工涨工资，但和事业单位还差距很大。
群众3：我有个同学在大央企工作，他们工资待遇是我们好几倍，我觉得挺不公平的。
这样的比较我们经常能听到。
群众4：我们农民工来到这个城市打工，就是希望工资能高一点，生活比较更好一些。
群众5：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收入提高了嘛。
群众6：政府给我们的低保补助大大解决了我生活上的困难，使我的日子过得不那么难了。
这样的变化正在惠及普通百姓的生活。
这是2011年4月1日的《新闻联播》，在这条新闻中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在这次“十二五”规划当中特别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百姓最关心的收入提高问题第一次以一个国家发展规划的文件形式确立下来，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分配好蛋糕，这已经是成为政府和百姓共同的期望。两个"提高"的提出，也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这一难题指明了方向。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政府重视和社会高度的共识，大家都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国家是不是安定，然后是不是和谐，我们整个发展是不是基于民生，放在这样一个高度。
长期以来，很多地方GDP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人均收入却没能实现同步增长，很多人把这种现象比喻为只长骨头不长肉。而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改变已经开始，"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两个同步"的目标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是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居民收入的提高放到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北京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提高了居民收入增长目标，一降一升两者同步在8%。广西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增长10%的目标，江西城乡人均纯收入计划增长11%左右，而陕西提出了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循着"十二五"规划的思路我们感受到，解决分配不公问题首先要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那么对于一线职工来说，如何让他们从企业的利润中分得更多的蛋糕呢，让我们聚焦一位普通员工。
21岁的陈潜在一家生产电脑键盘的企业工作，他或许对收入分配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晰，但他知道自己的工资涨了。
陈潜 重庆市某电脑有限公司员工：加上加班费和底薪大概收入2200、2300左右。它还有这个评比，这样我也算了一下，差不多这样下来一个月也有2700、2800吧，差不多。
在中国像陈潜这样的产业工人有3亿多，工资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工作，中国制造的产品才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各地。在给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他们也希望能从企业的利润中分得更多的蛋糕。今年陈潜的工资涨了，这是这家企业近几年来主动涨工资幅度最大的一次。
陈世勋 重庆市某电脑有限公司总厂长：企业的利益跟员工的工资是相辅相成的，企业有获利，员工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薪资。
当下，因为劳动力紧张，涨工资也是企业主适应市场的一种行为，但不是所有企业主都愿意把利润主动分给员工，有的甚至以各种借口减少工人的工资。这些年，有这样一个强硬的国家措施为工人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这就是最低工资标准。
2004年1月20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以来，其受益面不断扩大，各地都实施了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政协委员宋晓梧在不同场合都在强调最低工资制度的意义。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这个最低工资就是为了使劳动力市场上保护弱者，劳动者往往是由于没有资产处于比较弱势地位，这是政府对他的一个基本的保障。
而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苏海南，则向我们介绍了国际上最低工资的设定标准。
苏海南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国际上的通行的结果就是最低工资，一般相当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40%到60%，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包括私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全部算在社会平均工资的这个水平相比大概是在30%左右。所以这一次"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年均递增13%以上，到2015年达到40%。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最低工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去年30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今年上半年又有18个省区市根据当地实际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这个生产小组的几个小伙子，去年的月工资是1200元，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他们的月工资也相应地提高到1400元。目前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13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市13元。
而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的目标，这让人们在2011年的春天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盼望。为了让企业能从收入蛋糕中切出更大比例来分给员工，给予员工增加劳动报酬的发言权，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现状，国家还在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普及。
李建忠是无锡一家企业的工会主席，今天是他和其他工人代表与企业方协商的日子。今天协商的议题很多，而李建忠关心的是给小车班司机加工资的事情。让李建忠没有想到的是，协商进行得非常顺利，不仅司机加工资的事情谈妥了，其他的议题双方也在一个小时之内达成了共识，这样双方都满意的协商结果，来源于无锡市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了地方立法。有了这样的立法，对李建忠和企业老总来说协商不再是一件难事。
李建忠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条例的出台使工资协商由文件要求变成了法规要求，接下来工会做事就更有依据，协商也更有底气了。
贺旭亮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条例的出台是对我们企业的一种约束，是加深了我们企业对员工的责任，我们认同这一种约束，欢迎这一种约束。
到2010年底，在无锡已经有32798家企业像李建忠所在的企业一样，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制率达95.4%。如此高的比例来源于从2005年，无锡就开始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就在李建忠和企业协商的这个月底，无锡对工资集体协商进行了地方立法，而作为条例起草者之一的邢瑞莱，对这一次立法中一条针对协调双方的刚性化规定感触尤为深刻。
邢瑞莱 《无锡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起草小组成员：比如条例的第20条规定，企业或用人单位如果有一方提出协商要求，另一方必须答应；如果有一方拒绝或者拖延的话，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做出1-3万的行政处罚。
无锡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地方立法，远在北京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一直在密切关注。
张鸣起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我们国家对工资集体协商而言，那么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一些法律上已经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就开展这项工作而言，那么这些规定又显得过于原则，刚性也略显不足。无锡和一些地方的有关工资集体协商的专门立法就刚好弥补了这项的不足。
集体协商制度在我国已推行了16年，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9月底，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140.8万份，覆盖企业243.9万个，覆盖职工1.85亿人。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实际上集体谈判就是劳动力市场工人和雇主集体讨价还价，可以说这么一种机制。并不是说集体谈判我就是为了工人涨工资，它是一种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的平衡协调机制。
全国总工会提出目标，2011年底，工资集体协商覆盖率有望达到60%，2013年底达到80%以上。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员工从企业的利润中分得了属于自己的财富蛋糕。同时在企业外部，政府通过减免税费等方式，鼓励企业把更多的蛋糕切分给员工。在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就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这些年，他总在盘算着怎样通过给企业减税的方式来提高职工的收入。
杨庆育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对我们的微型企业从事于农、林、牧、渔业的，对于这一部分企业，那么是减征企业的所得税的。对于我们的微型企业进行股权的转让的，我们是不征收营业税的。此外在融资上面，在那个节能减排以及在对低于3万元并纳税所得额的企业上，我们都按减半那种税收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这么一种优惠。
杨主任进一步阐释说，在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被压缩，这就需要政府让税于企业，支持这些企业有钱、有能力生存下去，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有条件给职工增加工资。
说到分配公平，不能不说到大家议论最多的电信、石化等一些行业的高收入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夏涛，这些年一直在关注着这个问题，他利用业余时间下基层、做调研、走访企业，深入到生产一线，广泛听取各界意见，思考着这些行业高收入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夏涛在今年的两会上，和政协委员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范围，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据财政部公布，2010年国企上缴红利440亿元，而这数百亿过去一直由企业占有的利润，现在已经由国家进行了重新分配，而从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针对于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国家也将它们的上缴比例从5%一路提高到15%。这不断上调的比例，就是为了让这些红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全国人民共同享有。
夏涛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从过去的5%到10%的上缴利润现在提高到了10%到15%，当然从这个限度上来看仍然不够，我们觉得应该还可以有提高的余地，这样是真正的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质得到落实，让国企的一些收入能够还之于国民。
针对于央企高管的收入，2009年国家就出台了限薪令，通过建立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来限制垄断行业高管的收入，而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通过加强监管使这些行业收入透明化。
在规范一些行业过高收入的同时，国家还对对非法收入严厉打击，坚决取缔。针对近年来频发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行贿的案件，国家目前正在酝酿出台打击跨国商业贿赂的法规，为了堵住礼金、出场费、好处费、红包等灰色收入的漏洞，针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了治理小金库的行动。截至2010年底，共查处"小金库"25738个，涉及金额127.86亿元。"小金库"治理工作正在逐步向社会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延伸。
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一直是国家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从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八年聚焦三农，就是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但是由于历史的欠账，农民收入的提高一直是收入分配中一个薄弱的环节。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农民增收被提到新的高度，并且制定了具体目标，那就是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在这个翻一番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大幅增加了三农投入，财政支出、国债资金、土地出让都在向农业、农村倾斜，在黑龙江的种粮大户邵军华现在特别开心，因为种了一辈子地的他，现在每天都能用农用飞机喷药、施肥了。像这样一架飞机，每天最大的作业面积可以达到2万亩地。
邵军华 黑龙江七星农场：这两年的产量还行，亩产都在1200多斤，每年都有10%的增长。一年下来也都能挣十多万块钱。
近3年来，在中央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下，黑龙江投入50多亿元资金发展农业机械化，目前全省农业机械化率达到87%，而农机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加强，带来的是黑龙江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李国军 黑龙江省农机局局长：我们用大马力拖拉机进行连片深松整地作业近5000万亩，仅此一项帮助农民粮食增产和增收近30亿元。
今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将超过8579.7亿元，其中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也将超过去年1226亿元的规模。就在东北的老邵，因为实现了全程机械化获得收入增加的同时，位于西南地区的农民老蔺，近一年来在政府的帮扶下，腰包也鼓了起来一家的年收入从一万多元猛增至四万元。老蔺过去在村里只是帮人做饭挣点钱，去年政府根据他家的情况为他挑选了养鹅这条致富路。
蔺顺连 重庆市垫江县农民：政府补助了十块，一只鹅10元。
政府不仅对老蔺每养一只鹅补贴10块钱，在鹅的销售上，也通过成立养鹅协会等方式让老蔺这样原来没有任何市场经验的农民，从单一的靠天吃饭学会了多渠道致富，进而分享到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目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重超过50%，为此还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外出务工，努力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同工同酬，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随着这些强农惠农的政策的实施，"十二五"规划提出，今后五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到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8310元以上的目标。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力求使百姓的收入都涨起来，但是在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公平，政府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实行的是被形象地叫作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收入倾向于绝对的平均主义，伴随着改革开放，大锅饭被打破了，按劳分配、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局面出现，而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工具，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曾经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如今，现行的个税征收标准已经不能很好地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经过两次审议和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后，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广泛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这次修改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并调整了税率结构，调整后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将从28%下降到约7.7%，纳税人数由8400万人降到2400万人，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大幅减轻，同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
我们算了一笔账，按照目前的个税法规定，如果月收入4500元，再扣除2000元免征额外，将适用15%的税率，每月将交纳个税250元；个税免征额调整至3500元后，再扣除3000元免征额外，1000元适用3%的税率，月交纳30元的税。新的方案可使纳税人每月少缴220元。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原则上讲应该是适当地降低低端的税赋，同时要注意怎么样引导到培养中等收入阶层这样一个政策的导向的要求上去，同时也要为以后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在高端加强这个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做好铺垫。
对于高收入者要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全面推进全员全额明细申报管理和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管理，要进一步大力加强税源监控，做好高收入者应税收入的管理和监控，加强税收征管。
除了提低、调高，保困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无力获取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人，社会要帮助他方便地获得蛋糕。到2010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688万人，城市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还有2300多万人，对这些特殊的困难群众给予更多的关爱，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去年10月，家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扎兰屯市的老胡两口子搬进了新居，和过去那间破旧的房子相比，老胡觉得简直是天壤之别。前些年，两人先后下岗，没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只能做点麻花、馒头出去叫卖，勉强维持生活，后来三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龄，生活更是艰难。办事处了解了老胡家的情况，到民政部门为他家办理了城市低保，经济状况有了改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本科大学。在老胡为孩子的学费发愁时，市政府又给予了他家贫困大学生的救助金，去年一直租房的老胡又住上了政府新建的廉租房，这一下老胡两口子乐了。
老胡妻 内蒙古呼伦贝尔扎兰屯市市民：现在老高兴了，这幸福来得太快了。
胡允许 内蒙古呼伦贝尔扎兰屯市市民：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如今的老胡日子舒心了，又让老伴找出了多年不吹的笛子。
任宇江 内蒙古呼伦贝尔扎兰屯市市委书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所覆盖的是全社会生活最困难，最需要照顾的那部分弱势群体，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不光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这个社会良知的一种体现。
2011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今后十年，我国扶贫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到2015年，我国贫困人口将显著减少；到2020年，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调节收入分配，除了政府要出手外，还可以借助社会力量，慈善事业就是通过社会力量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形式。
去年全国社会捐助总额约700亿元，2011年7月15日，民政部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提出将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为，培育良好的社会慈善环境，鼓励更多的人投身慈善事业。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我觉得它恐怕也需要长期才能够予以纠正。一个事情只要被认识到了，被大家深刻地认识到了，并且获得了共识，就是解决的良好开端。
收入分配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同时它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在国家实行的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中，合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道最大的考题，它是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需要用更多的魄力与智慧才能分好社会财富这一块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