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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文化方面，邓小平注重思想道德建设和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邓小平主张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民心论”的集中体现。实际上，邓小平所提到的“民心”就是公众的政治心理，他经常用的“信任”、“高兴”、“满意”、“反感”等词语，就是公众政治心理的各种具体表现。所谓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自发的、潜在的、不系统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反应，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构成了人们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本文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知识对邓小平关于“为何重视民心”、“何处获得民心”和“如何对待民心”的论述进行分析。
一、为何重视民心
政治心理与政治生活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政治心理来源于社会政治生活；另一方面，政治心理一经形成，就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具体而言，邓小平对政治心理巨大作用的理解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认识到了政治心理对政治行为的中介作用。人们一旦对政治体系、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政治现象产生一定的态度和看法，就会表现在他们政治行为上，政治心理不同，相应的政治行为也不同。顺应人民的意愿，人民就会产生较高的政治热情，发挥更高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邓小平说：“党只有紧密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各项任务”[1]（342）相反，绝对不能让群众产生反感和敌对情绪，“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1]（368）一旦群众产生政治冷漠心理和政治反感心理，就意味着对对政府的不信任，参与热情就会大为下降，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变成政治不认同和政治不服从，甚至最终会导致政治反抗。因此，在政治决策中一定要做到科学化和民主化，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决策深得民心，“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如果决策违背民心，“老百姓不答应”甚至“会被打倒”[2]（371）可见，政治心理的好恶决定着政治行为的倾向，民心的向背影响着政策的成败。因此，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民心所向，改革开放取得相当的成功，就是因为“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2]（332）
其次，邓小平体会到了政治心理对政治形势的预示功能。如上所述，政治心理制约和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一旦扩大到整个社会范围，构成一个社会的政治气氛、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就能预示政治形势的好坏，影响到政治稳定。邓小平非常重视政治稳定，对政治心理这一功能非常重视，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三农”问题和腐败问题的论述中。邓小平十分重视“三农”问题，“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2]（77-78）他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现代化要营造稳定的政治秩序，必须重视和满足农民的物质利益，否则，就会产生不满情绪，政治形势就不会稳定。相反，农村的繁荣可以为政治秩序提供坚强的认同心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后备力量。同样，为了维护政治稳定，邓小平主张坚决反对腐败，消除政治混乱和政治动荡的隐患。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特别强调：“现在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2]（312-313）当然，邓小平对政治心理的这一功能的论述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他认识到畅通的政治沟通可以巩固政治稳定，等等。
第三，邓小平意识到了政治心理对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政治心理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心理基础，公众的政治心理的向背往往决定着改革事业的成败。在一个缺乏现代政治心理基础的社会推动政治变革，即使建立了一整套民主政治制度，也只能算是拥有了缺乏民主精神的民主躯壳。然而，“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332）传统的政治心理并不会因政治制度的更替而灰飞烟灭，专制意识和臣民心理仍然残留在人们脑海深处，并制约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试想，一个对“清官”眷恋不已的社会，一个对政府盲目依附的社会，一个对权力顶礼膜拜的社会，其公民怎么能完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一个缺乏民主政治心理的社会，其个体往往受制于暂时的利益，而对民主所包含的价值理念缺乏基本的认同，这对于较长时间才能带来明显实惠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赖于国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程度，超越低级的政治心理去追求理想的民主政治根本是不现实的。因此，邓小平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335－336）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政治心理对社会政治生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认识到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政治形势以及政治发函密切相关，认识到政治心理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所以，我们务必重视政治心理，重视民心。
二、何处获得民心
鉴于政治心理如此重要的作用，不难理解邓小平要求我们在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关注民心的深远意义，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都要注意获得民心。
首先，在经济方面，邓小平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发展市场经济，追求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的求富心理和物质需要，促进物质文明建设。邓小平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在他看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民心得失，“空谈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314）发展生产力与民心得失密切相关，所以进行物质文明建设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194）可见，邓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他看到了经济问题与政治心理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判断工作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三个有利于”标准相互联系，层次递进，最终归结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认为必须遵守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否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111）这既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又会引起人民的不满，滋生不稳定因素，“就可能出乱子”[1]（364）。所以，在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促进协调发展，满足最广大人民的物质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在经济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民心。
其次，在政治方面，邓小平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对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能有无限的希望。”[1]（333）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的情况，“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1]（396）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和促进民主政治发展，邓小平一方面反对不顾中国国情而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也反对简单的否定西方的普选以及分权与制衡，他并不排斥任何进步的民主制度，“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337）邓小平的这一政治思想体现了他的开放性，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将我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具体目标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享有各项公民权利”。[2]（322）可见，邓小平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时考虑到了民心，考虑到满足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
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培养合格公民，注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208）他认识到，“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2]（156）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2]（154）所以，他提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2]（152）并号召：“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1]（209）同时，为了顺应民意，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通过教育和法律两个方法，“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2]（145），“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1]（336）这不能不说邓小平对民心的细微体察，他不仅认识到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人心所向，而且认识到人民对运动方式的反感。
邓小平理论中可以说都贯穿着邓小平对民心的高度重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在如此重视民心，如此重视政治心理，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并不是简单的为了获得民心，他最终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理念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三、如何对待民心
邓小平的“民心论”不仅使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政治心理的巨大作用，而且具有实践价值，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了解民心，顺应民心，改善民心，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首先，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民心，认清人民的政治心理。邓小平非常重视政治沟通，注意听取人民的呼声，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1]（144-145）为此，他反复强调“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3]（273）要倾听群众的呼声，认清人民的政治心理，至少这要通以下四种途径：一是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是一种产生于民间的自发的群众舆论，是公众自由意志的表达，直接体现着民心；二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正在逐渐成为表达群众观点的重要阵地；三是民意测验，政府民意调查机构或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都可根据政府授意，用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收集公众的心理反应；四是直接接触，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可直接与公众或与代表公众利益的政治团体进行沟通，倾听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邓小平还认为在倾听群众呼声方面一定要防止错误倾向，“一听到群众有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1]（145）相反，应该有政治的宽容，“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1]（144）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民心。
其次，要尊重公众意愿，顺应民心，调控人民的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就是人民对政治生活的心理反应，政府在政治活动中可以有所作为，获得公众政治心理的认同。按照邓小平的理解，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第一，要以身作则。邓小平对一些丧失民心的现象深表担忧，“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1]（332）所以邓小平一再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获得人民的认可。第二，要让人民参与。通过政治参与可以获得群众的认同，避免群众产生敌对心理，“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了，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实行命令主义，搞对了群众也不满意。”[3]（272）这样人民对政府才能充分认同。第三，要让人民自治，“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2]（210）这样才能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最后，要受人民监督，“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免、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1]（332）只有受人民监督，才能大顺人心。
最后，要培养公民意识，改善民心，优化人民的政治心理。如前所述，落后的政治心理状况严重阻碍着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所以我们“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1]（335）因此，必须优化人民的政治心理，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就是一种理性的自我意识，意识到与他人、国家、社会的关系，意识到自己在这些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并意识到自己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公民必须尽力维护享有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要使人民具有公民意识，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培育他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法治意识、宽容意识，等等。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是民主国家的重要任务，我们已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宏伟目标，理所当然的应该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邓小平提出进行法制教育的深意。另一方面，要让公民积极的进行政治实践，在政治生活中培养公民意识，邓小平提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2]（244）对公民意识的培养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毕竟，只有在政治生活中，人民才能深切的体会到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这样，公众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就能逐步培养起健康的公民意识，为政治民主化提供心理支持。
邓小平的“民心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十六大提出决策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主、切实珍惜民力”；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可以说都是邓小平“民心论”继承和发展。在新时期，只有以人为本，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才能够实践邓小平的“民心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